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数世人逐渐相信经济可以无限成长，也相信世界可以无止境地改善下去。在乐观精神不受约束之下，许多人认为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繁荣和生活水平进步的基础日趋不稳，但大家却漠视这个问题。

不过，一如俄裔美国小说家暨哲学家艾茵·兰德（Ayn Rand）所言：“你可以逃避现实，但避不开现实的后果。”

未来是否能有更好的生活水平？

经济空前扩张的年代不光彩地告一段落，是多股力量汇聚的结果。首先，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经济活动和经济成长愈来愈仰赖“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所谓金融化，是指以金融交易取代工业活动，而且消费和投资愈来愈仰赖借贷。

到了2007年时，美国要增加1美元的经济活动，必须增加5美元的新债，而这个比率是1950年代的5倍。结果是债台高筑，借款人无力偿债，触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大衰退。但是，整个世界借钱成瘾的情况，看来却丝毫未有改善。如今，债务日增已成为拖慢经济成长的一个因素。

其次，人口成长放缓和人口老化；生产力成长和创新的速度放慢；一些关键的资源，例如水、食物和能源，即将出现短缺的情况；以及人为的气候变迁和极端天气。

第三，国际贸易量和资本流动量成长放缓，是拖累经济成长的另一项因素。

第四，新兴市场受惠于全球经济成长，近年也支撑全球经济成长，但如今也出现了成长放缓的情况。不平等加剧，也影响经济活动。

当局因应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是“延续和假装”（extend and pretend），掌权者选择忽略和掩盖根本问题，采取“以拖待变”的策略。他们假定，增加政府支出、压低利率、货币市场注入流动资金，将可创造经济成长。他们假定，这些措施将可推高通膨、压低债务的实质价值，藉此减轻债务负担。

但经济活动对这些传统政策措施反应冷淡，多数国家的通膨欲振乏力，持续偏低。当局被迫诉诸未经考验的政策，力求藉此争取时间，让经济能像以前那样，达成可自我维持的复苏。这些空前的政策突破了经济学的界限，可惜至今仍未成功。结果，我们浪费了以高昂代价争取到的时间，必要变革至今仍未发生。

在那些已经复苏的国家，金融市场多数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甚至已经再创新高。但是，实体经济状况并未恢复正常状态。

虽然多数民众都有一些必备的最新电子玩意儿，但并无法遮掩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事实。

工作变得比较没有保障，薪资若非缩水、便是停滞。在已开发国家，公认的必要生活条件，例如教育、房屋、医疗、老人照护、储蓄和退休，如今愈来愈难实现。相较于父母辈，未来的世代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机会，生活水平也可能降低。

美国的复苏情形虽然优于其他先进国家，但国内的中产阶层正日趋脆弱。所得属中间20％的美国家庭如今收入不如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资产净值也有所萎缩。在2014年，4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显著低于2008年的53％。同样在2014年，18岁到29岁的美国人有49％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远高于2008年的25％。德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的情况也类似。

在受创较为严重的国家，情况恶劣得多。虽然有人说希腊经济已恢复成长，但该国经济规模萎缩了四分之一。受薪资和退休金缩水影响，希腊人的支出减少了40％。官方数据显示，26％的希腊劳动人口失业，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超过50％。一名评论者甚至指出，政府可以节省教育支出，因为既然有些工作根本就不存在，花那么多钱在教育上是多余的。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在39个国家做了一项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的孩子将能享有更好的生活水平，结果33％的美国人、28％的德国人、17％的英国人和14％的意大利人认为可以，而认为下一代生活将会更好的法国人只有9％。

永远学不会教训

央行压低利率、政府增加支出的结果，是全球债务不减反增。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多数人认为银行已经大到危险的程度，但此后银行变得更大，市场势力也更加集中。在美国，目前最大的六家银行控制美国金融体系近70％的资产，所占比例增加了约40％。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总资产超过2.4兆美元，资产规模比多数国家还大。许多国家的政府至今仍然认为，银行大到不能倒。

许多国家致力将自身问题转移出去，摒弃国际合作，改为奉行损人利己的策略。受制于有害的报复措施，例如亦步亦趋的降息行动、货币战争，以及限制贸易的措施，各国均很难占得决定性的优势。

这些政策也已经为新的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浮滥的资金人为推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令这些价格显著超过资产的真实价值。这些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流向新兴市场，造成这些市场的动荡。全球经济沉溺于政府和央行的支持，可能已经承受不起低利率和浮滥资金消失的打击。当局发现自己愈陷愈深，几乎完全失去回旋余地，无法轻易停止支撑经济的措施。

因为一些复杂和令人不满的折中取舍，互有关系的难题，变得更加棘手。较低的经济成长有助减少损害环境和节省资源，但我们必须为此降低生活水平，而且债务问题也将因此恶化。经济加速成长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但如果这仰赖债务融资，我们业已沉重的负债将进一步增加，而且环境和资源压力也将加重。

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有助刺激消费和经济成长，但这会鼓励我们增加使用不可再生的资源，加速破坏环境。大宗商品价格偏低，也会造成通膨率下滑或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结果所得无法成长或甚至萎缩，管理高负债这项任务，将会因此变得更加艰难。这种情况也将导致背负重债的企业和仰赖出售大宗商品的国家收入减少，影响它们的成长和偿债能力。另一方面，通膨可降低实质债务负担，但会惩罚储蓄者，也会伤害穷国的低下阶层。

减少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或许对个别国家有所帮助，但由此造成的国际经济战争，将会令所有人变穷。

认清真相

必要的变革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但这种变革是痛苦的，我们必须拿出勇气愿意牺牲。生活水平将实质降低，民众将必须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我们的工作生涯将延长，许多人将回到这种状态：退休是相当奢侈的事。政府将加税，政府提供的服务将提高收费以反映成本。我们必须更重视实体经济，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金融机构将必须回归它们支持经济活动的本分，而非致力从事或促进投机活动。

在各国内部，随着不同群体致力争夺经济产出和各种利益，不平等程度可能进一步加剧。在各国之间，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有些国家会用公平的手段，有些则可能会为了占得优势而诉诸不正当的手段。短期而言，节俭的人将发现自身储蓄的价值有所萎缩，因为他们将被迫承受危机的部分代价。未来的世代将必须为祖先的错误和挥霍买单。

必要的调整规模多大仍不清楚，确切的路径和需要的时间也不确定。拒绝正视问题的情况相当普遍，政府普遍不愿承认现实中没有无痛的解决方案。许多国家的政府倡导节俭政策，有时也付诸实践，但又安抚民众，说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可以维持的。政界不愿接受一项事实：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减税政策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在国际峰会上，各国领袖经常表示拥护国际主义，但他们实际奉行的政策，却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

因为知道社会契约需要经济成长和繁荣支持，从政者和政策制定者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不愿坦率讨论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他们宣称危机令人疲乏，并指问题太遥远了，不必立即因应。因为害怕在选举中惨败，他们屈服于渴求假确定性和「安慰剂政策」（只有安慰作用、没有实效）的民粹情绪。但是他们这么做，不过是在堆积问题而已。

银行业者和财务顾问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会不想告诉客户真实的经济前景。坏消息不利于生意，而媒体和评论界也倾向强调好消息，他们认为事实太令人沮丧了。因此，优先要务是维持一切如常的表象，以便培养信心。

一般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必须有所牺牲，但愈来愈多人对现状由衷感到不安，对未来则感到恐惧。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最终将必须为无可避免的调整付出巨大代价。问题不仅在于经济困境的威胁，还在于对丧失尊严和自豪感的恐惧，这是一种普遍的无力感。

目前，世人期望最好的情况，但担心将面对最坏的情况。世界各地的人就像卡通片《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中的拟刺尾鲷多莉，多莉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只知道要向前游。她漫无目的，方向完全是随机的。

英国作家C.S.刘易斯（C. S. Lewis）曾说：“如果你寻找真理，最终或许能够得到慰藉；如果你寻找慰藉，你将既得不到慰藉，也得不到真理，只会在起初得到一些奉承和妄想，并在最后感到绝望。”

知识是变革的关键所在，世人必须先认清当前困境的真相。